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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在2015春季创业投资峰会演讲实录

日期:2017-05-24 11:12:03编辑作者:申博sunbet

  我给自己的发言起了一个题目叫万众创新的经济学,我们知道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上讲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和创新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我们今天侧重谈一些创新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狄更斯《双城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最糟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候”。我们把这句话用在任何时候做开场白都是合适的。但是今天用在我们关于创新这个问题上可能更有针对性,比较恰当。我们先从当前发展阶段或者如中央表述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说起。新常态新在哪?常态又是指的什么?从这点开始有利于我们讨论万众创新的问题。我讲创新的经济学,其实就是尝试回答如何把不利的因素转转换为有利因素,如何从不利的时点和时机走向有利的时点和时机。

  我们先看中国经济的减速,因为我们讲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时候主要是讲三个特点,第一就是已经发生的中国经济的减速。我们到过去有十几个季度经济增长是下滑的,而且低于改革3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它还在继续向下走。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下行的周期,其实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下行的长期趋势。也就是说,如果把过去是什么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解,我们会看到有资本积累的贡献,有劳动力供给的贡献,有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有生产率进步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几乎所有这些因素都和我们的人口结构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达到接近10%的增长速度高达30多年。但是201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了负增长,至今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就消失了,意味着影响到所有的经济增长因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发生了,投资回报率下降了,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工资上升了,企业成本提高了,比较优势就下降了。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没有那么快,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增长速度也就减慢了,因此,全要素增长速度也就减慢了,这些因素都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减速。

  当我们计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持续下降的趋势。从潜在增长率或从生产要素和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来看,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就是一种必然,所以不是周期因素。不要问中国经济下滑的谷底在哪,没有这个谷底,它会一直下行,关键是以怎样的速度。当中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时候,终究只能以3%多的速度增长。从这个趋势看,许多人会说这是比较糟的时刻,但是我们要引领这个新常态。

  目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争论,判断莫衷一是,我想归纳两个最典型的观点,一种是以趋同论的方法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比较乐观。比如说林毅夫教授看到了目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大概20%多点,还有差距,这个差距意味着我们还有后发优势,还有赶超的余地。历史上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20%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在1950年就达到了,在此之后的20年里,日本达到了9.2%的年度增长率。新加坡大概在60年代中达到了相当于美国的人均GDP的20%左右,在这之后20年里面它实现了8.6%的增长速度。台湾地区在70年代中达到了美国相应的水平,在这之后它实现了8.3%的增长速度。韩国也是70年代中期达到的,在这之后实现了7.6%的速度。林毅夫教授判断,中国大陆从类似的发展阶段出发,因此未来20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这是一种观点,我们把它叫做趋同论:既然我们与美国还有差距,我们就可以实现比美国快的增长速度。

  还有一种方法论叫做趋中律,也可以叫做“回归到均值”。这种观点认为,任何高速经济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不正常的。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必然回到一个平均水平,即世界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知道目前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只有3%多。因此,美国的前财长萨默斯预测,中国在2013-2023年这十年里,平均增长速度只有5%。再往后十年,2023-2033年就只有3.3%,也就是回到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就是所谓的趋中律。生物学上说,你们家历代都是1.7米左右的身高,某一个孩子突然长到了1.9米,并不会从这个孩子开始你们家就1.9米、2米这样高下去,最后还要回到1.7米的平均水平。这就是萨默斯依据的“规律”。有些经济学家用国际经验验证,在按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达到人均GDP大概1.7万美元时,通常就会遭遇减速。诸多国家平均来看,会从6.8%的速度降到只有3.3%。它和趋中律的判断也比较一致。

  大家可以看到,按照趋中律的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充其量只有5%到6%的增长速度。而按照趋同论,大概可以有8%或者至少也有7%的增长速度,中间至少有两个百分点的差别。我们现在60多万亿的GDP总量,这个差距就是一个万亿元以上的规模。因此我们把这种争论叫做万亿元之争。

  宏观经济降2个百分点或者3个百分点的微观含义是什么?它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大家都减产。因为成本提高了,比较优势下降了,外需不足了,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订单不足,大家都减少一定的产量。还有一种情况同时发生,即有些企业惨淡经营,还可以维持。但是另一些企业没有竞争力,生产率的进步不能抵消成本的上升和市场的不足。因此它们只能退出经营,被优胜劣汰淘掉了。这个时候毋庸置疑,假如说你是一个宏观经济决策者,你走到哪里搞调研,都会听到大家的哭声一片。企业就是嗷嗷待哺,地方政府GDP目标达不到也会大声的抱怨。这时候不要因为有这样一些抱怨和叫苦声,就急急忙忙采取保护办法,那样的结果就是保护了落后,破坏了市场应有的创造性毁灭机制,造成僵尸企业。这时候我们应该有定力,需要知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首先是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如果这时候政府采取过度刺激的办法,就没有创新了。我们知道,企业家首先看到创新是会带来收益的,同时,创新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充满风险。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千方百计寻求政府刺激和补贴,这些补贴和扶持就变成了租金,他就可以规避风险,不靠创新而依赖寻租过日子。人们发现,寻租总是比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要低。可见,过度刺激经济是不利于形成创新的。也许从个人来说,多利用政策,走走关系,也是一种经营策略,但是从长期看或者从宏观上看,这与我们期望的万众创新的思路是不相符的。

  我们看一看中国经济在减速之前和减速之后,它的增长源泉或因素有什么不同。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可以看到,首先是大概60%—70%中国经济增长来自资本积累贡献。大家注意,它和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直接相关的:当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依赖型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便有大量的剩余可以储蓄,积累起来投资,资本供给就是充足的,这和人口结构有关。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不断进行投资不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不像你把这个资本放到美国或欧洲去,由于劳动力是有限的,一定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说明中国的资本积累是与人口红利相关的因素。接下来看劳动有一定的贡献,人力资本有一定的贡献,资源重新配置,即劳动力从农村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城市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配置效率提高了,是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技术进步等因素,这就说明了我们过去接近10%的增长速度是如何产生的。

  当人口红利消失,首先资本回报率一定下降,储蓄率也会下降,资本积累不再有那么大的贡献。接下来是教育,总的来说,我们实现了义务教育的百分之百以上的毛入学率以后,也没有很大的潜力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了。当农村劳动力剩余告罄的时候,如果没有万众创新的话,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相应下降。例如2014年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只有1.3%,预计很有可能也许今后就接近于很低的增长速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经济增长从9%、10%的速度降到7%,甚至可能在十三五时期平均仅为6%多一点的增长速度。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趋势。人口红利的消失不可逆转。即使现在生育率提高,也来不及弥补这个缺口,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未来能够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一个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现在我们说是一个重要的源泉,放在发达经济体或者是放在以后的中国来说,就是唯一的增长源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学术性的名词,很重要。因为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如果还希望更快一些的话,只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直接相关。

  全要素生产率从哪来?如果你是经营企业的,其实你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系,你选择更好的材料,选择更好的技术,更适合的技术,更好的组织管理,你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放到宏观层面来看,它说穿了就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都用在生产率最高的地方去。我们看,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提高的源泉,就是在资源在三次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80%的劳动力在农业,那时候农业的生产率很低,这时候开放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他就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进入到生产率至少比原来要高的部门,得到了更好的利用,生产率总体得到了提高。

  随着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转移速度越来越慢,接下来就越来越依靠在一个产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大家也经历了这个阶段,那时候我们先是说“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纷纷往工业和三产转,转进去之后在特定的产业里,再看哪个行业盈利率更高,再继续逐利。这个机会如今也越来越少,好象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接下来是什么?就是同一个行当里,企业之间生产率是不一样的,就意味着生产效率有待提高,因为谁的生产率高,谁正在使用的生产要素就应该让给别的企业。因此,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让生产要素要流动起来,要允许企业壮大和发展,也要允许企业萎缩和退出。这就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获得的主要途径。

  因此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了熊彼特著名的理论叫做“创造性破坏”,说穿了,创造性破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如果没有创造,就没有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没有破坏,也就没有创造,也就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际经验表明,真正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发生在那些最著名的大企业上。它们在历史上做过贡献,现在他们就是要守住他们的摊子,它仍然是世界知名,仍然举足轻重,仍然排在富豪榜首,但是真正对生产率的贡献和对创新的贡献来自千千万万初创企业,来自现在的知名企业当年还在襁褓之中的贡献。创新和生产率提高,大部分来自新成长的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因此这个时候创新就成了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的核心因素。

  我们来看看目前我们有哪些有利于创新的机遇和机会。政府现在的重要工作就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可以不接受过去两位数,也可以接受不“保八”,但是我们仍然至少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不能再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保这个速度,还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需求其实就是适应与引领新常态。这个时候,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够达到三者的统一,因为新常态无非就是三个特点,第一减速已经发生了,第二还想保持稳增长,因此我们要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过去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怎么转?中间就是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转方式。因此这里的核心任务都是要通过创新来实现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工作报告》合乎逻辑地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因此,与这个相关的政策扶持,我认为应该是真金白银。真金白银不是指补贴,尽管可以多跑发改委、财政部,得到相关的支持,拿到与万众创新有关的各种补贴和优惠,但主要不是这个,而是一系列的软性政策的支持。我们也看到国务院发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意见,给了很多特殊的政策和改革的措施。在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也看到这些词,都可以看做是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相关的有利的鼓励措施。

  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中国古诗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些企业经营表现不佳、生产率不能得到提高就要退出,腾挪出来的资源和要素就应该归那些能够保持活力的新成长企业使用,这时候生产要素是相对便宜的时候,与改革创造必要制度环境一道,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和成长。

  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科技革命呈现出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更显著地降低了创新成本。我们知道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即里夫金写的《零边际成本》就论证了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业,首先要有一定规模的投入,因此需要支付一个沉没成本,这个沉没成本有时是相当大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做我要做的事情。这个沉没成本的投入期间,很多中小和微型企业可能就夭折了。

  但是在互联网、物联网时代,很多沉没成本是别人替你支付了。因为,支付了沉淀成本以后,个人排他使用还是吸引大家都来使用,对提供者来说是没有差别的。无论使用的人有多多,他不仅不会有损失,可能还有收益。这个时候对那些用户来说就变成零边际成本的时代。因此你不要支付沉没成本,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如时间、技能、创意都可以按照按需供给的方式得到利用。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真正具有了分享经济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从科技革命中获益,特别是获得更好的条件,降低了进入门槛。如今这样的成功案例俯拾皆是。

  大家都在问新的科技革命来了没有,我们能不能赶上这个浪潮。其实不用这么想。因为我们目前经历过的大的科技革命,历史上共有三次,每一次科技革命表现为跳跃性地上一个大的台阶,迈上一个新的平台。但是你如果看世界经济增长,其实它是一个稳定往上走的趋势,并不是跳跃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效果,都是逐渐释放出来的,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地释放出来。而更有意义的一点是,对于处在技术创新最前沿上的发达国家,率先从科技革命获益,经济增长上一个台阶。但是接下来这些科技成果会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被那些赶超国家或后起国家加以利用。因此,对于处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现有的科技革命的成果足够我们去使用。因此我们还有后发优势,可以赶超得更快一些。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新的科技革命一些特征,打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范式,我个人认为值得思考,同时作为我们创新和创业的理论依据。如果有人问,经济学理论最应该关注的概念是什么,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会说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在新古典增长中很重要,设想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土地供给也是有限的,我就是有资金,我可以购买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就意味着在固定数量的劳动力和土地面积上不断投入机器设备(资本),你不会看到投多少就盈利多少,回报不断提高这么回事。最后发现,总有一天你投了还捞不回成本。这就是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我们知道中国劳动力变得越来越贵了,企业家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我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是机器替代劳动力是有限制,因为机器是要有更高素质劳动力来看管、照料的。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跟大家分享。说的是地毯制造业,美国和中国使用完全相同的机器,完全相同的材料。美国一个工人看管两台到三台机器,同样的机器我们是五六个人看一台,很显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当我们劳动力变得昂贵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一个人看管两台机器呢?一下子还做不到,因为我们劳动力素质不适应。这就意味着,当机器增加的时候,资本的回报率下降。

  机器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传统的机器人也就是机器,它只是固定地会做这样或那样的动作,它投入进来也是跟机器一样,用它替代劳动力是有限制的,也会有报酬递减现象。但是新一代的机器人可能就打破这个规律,因为这个新机器人不是只做固定的动作,给它脑袋上换个芯片,在比培训工人还要快的时间里就把它重新培训了,就可以做一套全新的工作了。相当于用机器和更高素质劳动力同时替代原有素质劳动力的过程,新一代机器人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综合。报酬递减的范式被打破之后,我们的创新应该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思路。

  总的来说我认为看上去是最糟的时候,其实我们面临是最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莎士比亚写的一个剧本《尤利西斯·凯撒》,里面有句话说,大意是:世事如潮,波浪起伏,如果激流勇进,便能成就人生事业;未能把握时机,趁势而为,便将一事无成,蹉跎一生。你们现在要充分利用最好的政策环境,充分把握最佳的经济时机,同时要了解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商业模式的特点,抓住机遇,弄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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